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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五四”青年节，在百年变局之下，我们如何助力中国当代青年完善自我、引领社会进步？人大重阳君在此重新推荐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笔的《培养全球视野的中国接班人——“十四五”视野下的“90后”与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本报告由王文在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发表的学术论文《“十四五”视野下的“90后”与中国改革》改编而成。谁更能发挥年轻一代的人才优势，谁就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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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 从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四个重要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应对好这个变局，需要有更优秀的下一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班人。● 中国“90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某些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90后”受中国国力提升与中外频繁互动的影响也远远超过此前每一代人。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需要他们拥有更强的网络技术能力、理论自信、国际视野与全球参与，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时而会对未来感到迷惘，时而会对国力过于自信，制度壁垒与改革滞后也在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与中外交流。● 当下的经济状况包括城市高房价、高租金正在年轻一代大学毕业后、一踏入社会便压力陡增，成长过程中积攒的国家自豪感极度受挫。“入不敷出”、通勤时间过长、幸福感下降、生活压力过大，便会对国家崛起与世界动态失去兴趣，甚至产生厌世心理。中国相关决策层必须要关注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变迁，若能对年轻一代引导得好，国家发展便会更顺畅，否则，社会混乱，甚至失序有可能产生。● 归根结底，国家竞争的本质是人才之争。谁更能发挥年轻一代的人才优势，谁就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关注以“90后”为代表的中国下一代需求，加快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对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意义重大。报告正文
2021年中国发展逐步进入“十四五”时间。大概率地看，在“十四五”时期（2021-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会出现剧烈的数字转型与分化，大国格局的权力重心将快速向亚洲转移，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得不面临必须改革的前景。从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四个重要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应对好这个变局，需要有更优秀的下一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班人。
“十四五”期间，生于1990年代最年轻者将从22岁步入27岁，最年长者将从31岁步入36岁，正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主力人群。根据相关统计，约有2.1亿人出生于1990-1999年，这2亿多新一代的中国人尽管居住不同区域、经历不同的家庭境状，但他们的成长进程大体与中国融入国际化并伴随着国力快速提升的进程几乎同步。结合多年的工作经历、切身实践与调查访谈，笔者对中国“90后”进行一次深度描述。中国“90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某些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90后”受中国国力提升与中外频繁互动的影响也远远超过此前每一代人。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需要他们拥有更强的网络技术能力、理论自信、国际视野与全球参与，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时而会对未来感到迷惘，时而会对国力过于自信，制度壁垒与改革滞后也在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与中外交流。对此，笔者呼吁在经济、政治、网络等方面都应该深化改革，进而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正如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20世纪中叶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所说，代际价值观转变源于经济发展和生存条件的改变，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会塑造不同代际的人的优先价值。21世纪以来，入世、北京奥运、国际金融危机、G20杭州峰会、中美贸易战对中国“90后”的成长影响极大。这些事件既让年轻一代感受到全球互动的加快，也为新一代的青春懵懂期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拥抱世界的变局，感知国际的竞争，身处中外的摩擦。
“处在全球化进程中”、“新技术快速更迭”、“工业化加速”、“智能革命”、“公民意识”、“创新创业”等都成为概括“90后”甚至“00后”新一代中国人人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中外实力消长，刻画了90后的代际心理。2000年以后，“90后”逐渐步入价值观日益形成的青春年代。同时，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在经济总量上逐渐赶超发达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赶超欧洲所有国家后，再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而新自由主义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1年“阿拉伯之春”等重大事件出现衰弱之势。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全开放进程加快，大量国际人才、资金、商品、信息、技术涌入。中国不断出现耀眼的创业者，抓住数字化革命的浪潮，成就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京东一大批新时代的全球级企业，在共享经济、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始领先于世界。这些关键变局标识着“90后”的积极时代印记，也塑造了中国“90后”不同于年长者的时代特征。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前几代相比，中国“90后”成长伴随着东兴西衰的“百年变局”。他们对世界充满着自信，又处于前所未有的中外融合进程中，“扎根祖国”与“走向世界”看似两个相反的时代特征均能在“90后”一代找到印记，也暴露了必不可少的矛盾。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总数为66.2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02万人）、单位公派（3.56万人）约5%，约90%为自费留学（59.63万人）。这些出国留学者不只是盯着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而是有更多的留学选择，如南亚、西亚、中亚、非洲、拉美等。同样，中国出境人数多年来保持1.5亿人次左右，许多陌生的国际区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年轻人。笔者曾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山区、伊朗伊斯法罕古城、尼日利亚阿布贾新城、西半球最高峰阿空加瓜山麓、南极洲国际探险营、芬兰航空公司的空乘组，都曾遇到过中国年轻人。他们有的在当地求学，有的体验生活，有的做生意当导游，有的被派驻，有的被雇用，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人员融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首次出国的年龄越来越小。笔者认识多位“90后”学生，他们在中学甚至小学时就曾被父母带出国游学、观光，甚至有的已去过十多个国家。“90后”虽有全球视野，但他们未来的发展偏好仍是国内，更相信未来的成功可能更源于基层锻炼，而不是源于国际履历。据统计，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校在内，其京外就业率均超过50%。其中北京大学为60.53%，清华大学为59.8%，中国人民大学为54.09%。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出，中美实力消长、中国国力提升对于下一代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与国际社会的网络沟通并不太顺畅。防火墙的设置，使中国人无法便捷地运用国际通行的网络工具，如谷歌、推特、脸书等，在学术写作、信息共识、资料获取、国际传播上都产生不便，不仅影响了中外年轻一代的交流与互动，也影响了部分国际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的好感度。如何在全球网络普及的时代塑造更好的中国年轻人国际视野、对外交流的机会，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年轻一代拥有全球视野，比上一代更清晰地看清世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较强的代际基础。西方一些人从“90后”身上找到“中国崩溃”的证据，肯定是要失败的。现在的关键在于，应该让部分优秀的年轻人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推动他们到国际上就业，更多的与世界融合，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融洽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系。第二，与前几代相比，中国“90后”成长伴随着智能科技在中国的蓬勃发展。4G、5G时代带来的无现金支付、高铁、电子商务使中国社会便捷程度出现了对发达国家“弯道超车”之势。中国“90后”变得更自信，甚至有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数据显示，有97.6%的年轻人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82.5%认为，国家繁荣与发展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1.3%认为，贯彻政府政策对整个国家发展很重要，69.8%表达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90后”眼里，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富强”、“文明”、“和谐”，而通常西方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则排在第5、7位，西方价值观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力远远弱于上一代。“90后”在网络上被许多称为“小粉红”，他们爱国，对中国发展更加充满着信心。2020年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绩，“90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令世人刮目相看。习近平总书记给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高度评价：“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越来越多的“海归潮”折射了年轻一代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感。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66.21万，回流率高达78.4%（51.94万人），较10年前增长了48%。中国年轻一代面对着中国数百年来实力最强的时期，时代赋予了他们天然的政治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但与此同时，一股骄傲、自满情绪也在青年一代心目中蔓延。笔者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谈到“现在中国强大了，仍应该向美国学习优点”的观点，结果遭至某年轻人居多的网站中不少网民的攻击与反对。一位赴纽约某大学交换学习后的上海年轻人曾自豪地与笔者交流：“相比于我们上海，纽约就像是大农村。”的确，面对美国人的枪支泛滥、较差的城市治安，更像是政客比吹牛的所谓“民主竞选”，中国年轻人有理由鄙夷美国某些方面，但年轻人如何理性、客观地认识世界、平视那些曾经的强者、体现中国人的包容，直接决定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未来。事实上，当下中国大学的教育体系包括教材、师资、管理都严重滞后于“90后”的求知欲，拥有网络搜索能力的学生，比许多他们的老师更能获取新知识。一些教授对于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了解甚至落后于年轻人。更值得人深思的是，当前的中国大学运行体系几乎是完全从欧美国家复制过来，不少教材缺少对中国实践的总结，指导不少学生未来的就业；一些教师脑海对西方崇拜，甚至还受到了学生的抵制。不少过于自我中心化的宣传报道容易让青年人产生心理异化的情绪。对有志于向国际拓展的中国年轻一代，很难在现有的大学体系里获取充足的知识储备。比如，目前的中国大学里都几乎没有开设关于“一带一路”的课程。第三，与前几代相比，中国“90后”成长伴随着物质财富在中国的空前积累。“90后”不必担心“挨饿”的境地，而可以更多地谋划个人价值的实现。“90后”一代的创业潮、追求佛系、超前消费的比例都远远高于过去。 “90后”多数未过苦日子，不习惯储蓄，对“安全感”的理解往往不像上一代人那么强烈，对未来更自信、更乐观。数据显示，51.4%大学生认为，自己能够选择和掌握生活。在回答“未来10年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时，48.9%年轻人选择“刺激经济增长”、27.9%选择“保持社会稳定”。未创业“90后”有86%明确认同或倾向于认同自主创业。“90后”无神论者的比例非常高，更乐于自我享受，更关注于自我生活质量，这说明中国年轻一代与美国人有很大差异。中国国家实力强大后并不会像一些美国保守主义者那样以某种宗教情怀来对外推动所谓的价值观输出、民主国际化改造等等，未来中国不会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全球霸权，具有代际延承的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消费主义至上，不少人“90后”正在成为“负债者”。《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群体中86.6%使用各类信贷产品，实质负债人群占比44.5%。苏宁金融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中国90后短期消费贷款已超过3万亿元，约占全年短期贷款的1/3。汇丰银行公布的一组数据，中国90看一看年轻人，以贷养贷的占三成，每个90后平均负债12万元。这组数据引起网络上的巨大关注。他们拿着网贷买手机、去旅游，对自己的偿还能力没有自知。高额负债、欲望极大、未来不确定性，“90后”一代不少人容易感到精神空虚与思想贫困。当下的经济状况包括城市高房价、高租金正在年轻一代大学毕业后、一踏入社会便压力陡增，成长过程中积攒的国家自豪感极度受挫。“入不敷出”、通勤时间过长、幸福感下降、生活压力过大，便会对国家崛起与世界动态失去兴趣，甚至产生厌世心理。据统计，超过60%“90后”有巨大的工作、健康、高额房价的压力。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问卷显示，79.4%的“90后”自认存在脱发育发的焦虑，79.6%“90后”关注养生信息，50.7%关注养生信息源于工作生活压力大。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18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 90后是最“缺觉”的一代，84%存在睡眠困扰。75%以上的“90后”在23点以后入睡，30%以上在凌晨1点入睡，晚睡早起的“蜂鸟型”与晚睡晚起的“猫头鹰型”作息时间占到六成以上。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大幕拉开之际，大批量“90后”已踏入工作岗位，借英格尔哈特教授的话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正在打开。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年轻一代也曾遭遇过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青年一代面临着自信与自卑之间的摇摆、在权威与自我之间选择，在幸福与困难之间煎熬，类似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新型心理特征与文化维度似乎在中国“90后”身上也找到了迹象。以美国、日本为例，1950年代，二战后的美国大发展，但年轻一代却陷入迷惘。面临美苏冷战、麦卡锡主义的压抑，年轻一代更热衷于追求自由、解放与希望，一群以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抛起了以“嬉皮士”潮流为主要特征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对正统价值观产生无比的叛逆，史称“垮掉的一代”。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经济逐渐恢复，并呈现出领衔亚洲的趋势，日本国民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虚无颓废，文学界有一股被称为“无赖派”的、以堕落方式反抗权威、挑战社会秩序的风潮，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相关决策层必须要关注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变迁，若能对年轻一代引导得好，国家发展便会更顺畅，否则，社会混乱，甚至失序有可能产生。如果不对中国“90后”国际抱负、价值自信、生活向往有效引导与满足，没有及时通过深化改革与加大开放来实现下一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不排除在中国也有可能会产生新时代的“垮掉的一代”，就像美日当年“垮掉的一代”、“无赖派”那样，即使国力增长，青年情绪却受压制，叛逆反抗、离经叛道的冲突式人物层出不穷，造成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解构与冲突，诱发完全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与混乱。“少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关怀青年一代，呼吁中国青年要为世界与人类做出更大贡献，阐释青年是民族复兴与世界发展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90 后”有殷切的嘱托：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如何做出更大的贡献，90后非常重要。90后“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在全球视野下，如何对待作为承载着民族复兴使命的“90后”的成长，直接关系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在十四五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都将继续推出重大的改革措施，如何应“90后”的特征而推出精确的政策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将走向国际前列，更具有国际视野的“90后”，如何适应中国与世界不得不打交道的新常态，如何当好中国第一代“全球公民”，如何摆脱源于时代、制度、价值观带来的局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重大话题。
“十四五”期间的百年变局
对中国“90后”提出新要求
衡量中国“90后”一代的能力标准与现实要求，不能只限于国内建设的范畴，而应该放眼于全球大势。正如2020年10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写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笔者看来，“十四五”期间将出现从全球治理、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等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对中国“90后”提出新的要求。
一是全球治理的重组，需要中国“90后”更多的国际参与。
从全球治理态势看，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体系在“十四五”期间将迈入“改革时代”。在新冠疫情期，全球治理出现“休克”。G7、G20机制的危机应对的大国协调作用大不如前。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引领者的角色极度缺位，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国际贸易骤降显得束手无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监察与协调各国货币与汇率政策的作用也变得乏善可陈。美国退出后的世界卫生组织多少有点独木难撑的感觉。以促进有效全球治理为目标的国际体系改革迫在眉捷。1945年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框架倒逼到了“不改革，将死亡”的悬崖边。
正如《建议》中所说，十四五阶段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投入到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还有跨国大企业、全球公益组织、媒体、智库等，尤其是有国际视野、英文流利的“90后”是中国参与未来全球治理的主力。这些“90后”不只是需要了解中国国情、国家利益所在，还要东西兼容、了解世界；不只是热爱祖国，还要有全球情怀。这无疑对“90后”一代提出更高的标准。
二是大国格局的重塑，需要中国“90后”更多的亚洲意识。
从大国格局态势看，经济总量的国家位次在“十四五”期间将逐渐开启“亚洲时代”。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接近美国，甚至有可能赶超美国。印度超过德国，接近日本，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欧洲诸国国力将沦入1520年麦哲伦环绕地球以来的“五百年未有之颓势”。美国从1890年代以来连续130多年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接近终点。前四大经济体首次出现亚洲占三席的东方复兴局面。以重秩序为文化主流的东亚各国，对“百年未有之疫情”的抗疫成效普遍好于重自由为主流价值的欧美国家。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比重增长至57.3%，创历史新高。预计2025年突破60%。亚洲在未来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望超过65%，消费增长贡献将超过75%。
正如美国知名印裔学者帕拉格·康纳在其新著《亚洲世纪》一书中所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19世纪欧洲化和20世纪美国化的影响……21世纪亚洲化在世界文明的兴起犹如地理学中最新的沉积层形成。……20世纪美国梦将被21世纪亚洲梦所代替。”在后疫情时代，亚洲人的行为准则越来越被推崇。很多人认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社会，政府与市场、重商与重义、权利与责任、自由与自律、个人与社会之间更能呈现微妙的平衡，更有助于人类发展。
十四五阶段，中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的消费、服务、技术、能源、人才市场都会出现快速的提升，与亚洲尤其是周边各国的互动与交流也将比过去更频繁。在这个进程中，依靠年长者不如开拓年轻人，“90后”深挖周边国家，参与边贸、口岸建设，投身中国东盟、中日韩、中国南亚、中国西亚、中蒙俄等区域建设的浪潮急需要年轻一代的大量参与。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宽的领域、更深的层次，“90后”是最紧迫的人才增量。
三是经济动能的重启，需要中国“90后”更多的创新精神。
从经济增长态势看，人类社会运行在“十四五”期间将全面进入“数字时代”。随着5G技术的全球推广与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此前被挡在“数字鸿沟”之外的欠发达国家与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参与或卷入以网络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非接触经济”。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众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必备条件。
数字增长将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对原有的国际与国家内的经济贸易体系产生迭代效应。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9年报告，2022年全球互联网的数据流量将比2017年增长334%。激增的数据流量折射了全球网络用户的暴涨，以及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化等前沿技术的广泛推广，一个无孔不入、无人不联的“全球数字链”正在形成。数字增长伴随的数字竞争，成为拉开国力差距的关键变量，“极化”现象愈加明显。截至2019年底，美国和中国两国占有全球79%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有超过75%的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和50%以上的全球物联网支出。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七家“超级平台”占据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总市值的2/3。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使苹果、微软等市值增长200%以上。
正如“建议”所说：“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未来五年，中国仍是数字经济最蓬勃发展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预估，2019年数字经济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还将长期保持70%左右。中国从信息时代的“跟跑者”地位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领跑者”。但面对更强者美国的竞争压力以及各国智能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广度与创新效率的差别而形成的“新数字沟壑”，中国必须在“十四五”期间要有一批高端科技人才，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智能革命的进程中的“弄潮儿”，这势必提升了对“90后”一代的整体要求。“90后”一代需要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投身于解决各类“卡脖子”事项，防范数字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拥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数字中国”。
总而言之，从全球治理的重组到大国格局的重塑到经济动能的重启，“十四五”期间的世界肯定将进入从二战以来甚至是19世纪末以来的动荡变革期。这个“百年变局”决不能简化为“东升西降”，其复杂程度超过多数人的想象。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竞合式博弈日趋激烈化，去全球化、保护主义的逆流日趋汇合，科技创新的竞争如同战争般日趋残酷，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影响着世界的力量日趋强大，发达国家与多数新兴国家的老龄化日趋明显，中国“90后”作为年轻一代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与新挑战，不必慌张，更不能轻敌。
遭遇近年来美国打压、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中国“90后”理应比过去更成熟，更能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只要不自乱，天下无人可乱华。办好自己的事，树立底线思维，识变、应变、求变，中国一定能保握这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趋利避害，朝着下一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1990年代，《北京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批判“80 后”为代表的新生代，认为“80后”一代“既缺乏50年代人与祖国共命运的伟大情怀，也缺乏60年代人追求精神解放的觉悟，同样缺乏70年代人善于自省的精神”。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看来，“80后”已逐渐迈入“不惑”之年，“90后”一代的问题比起“80后”更复杂，具有全球互动、经济变革、制度现代化等多个前所未有的维度。
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频度更快。中国在各行各业正在逐渐从过去的“跟跑者”向“领跑者”转换。国家实力与身份变迁对新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并没有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相关机制变革的思考还未能打开。
十四五期间，中国与世界空前融合。从中外比较看，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从世界的“跟跑者”到国际的“领跑者”角色转化，领跑优势是否持续，关键要看是否后继有人；从国内发展看，年轻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国家发展的持续；从国际博弈看，年轻一代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能力与国家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对此，笔者结合十四五规划的相关内容，对未来中国改革提出与“90后”特征更有针对性的七大建议：
第一，建议尽快完善不拘一格的科技创新人才制度，激发下一代中国人的创新活力。在各类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青年科技后备军的造就进程中，需要健全以贡献与实效为主要标准，质量与能力为主要依托的科技人才评价体制，真正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固有观念，激励更多的“90后”能够脱颖而出，精准开展科研攻关。
第二，建议尽快推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特色理论体系，让下一代中国人能深度领悟了解中国的发展逻辑与未来信心。这需要像重视自然科学高精尖研发那样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实践为基础改革学术评价体制，推动智库领域运营管理改革，创新高校的课程体系，培养更多了解国际事务的文化、经济、法律人才，摒弃西方崇拜与西化思想，真正让有问题解决能力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者转到服务于国家实践的事业中来。
第三，建议尽快建成比肩国际发达标准的高质量教育系统，让下一代中国人能够出现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接班人。各地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普及性、公平化的改革，鼓励高中阶段的学校进行多样化的发展尝试，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层面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徒制，改变社会对职业技术者的偏见，让中国“90后”、“00后”涌现更多职业技术的全球比肩人才。
第四，建议尽快深化大中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让下一代中国人不再重复因区域与城乡差异引发的阶层固化桎梏。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用地、市民人口相挂钩的固有政策，强化医保、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在城市内的基本保障与均等化，逐渐剔除因户口制度而出现的“居民”限制，让中国年轻人身份“市民化”，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建议尽快健全顺应升级的新型消费促进政策，引导下一代中国人的健康消费。相关部门应敦促信贷机构与网贷公司合理评估“90后”的经济偿贷能力，防止无节制的贷款诱发不必要的成长悲剧，同时，需要尽快推动高附加值的消费品（如汽车）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而转变，既提升消费，也防止浪费，让更多年轻一代能够共享高质量的消费品。
第六，建议尽快扩大长租房与廉租房政策的覆盖力度，疏缓下一代中国人的焦虑情绪。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给，深度探索各个地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更多的租赁性、政策性的住房，抚平诸多“90后”初级创业者无谓的社会压力，重燃中国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情怀。
第七，建议尽快强化中外相通的精英流动制度，让下一代中国人能更高效地在中外机构之间进行工作职位的切换。这包括户口、子女教育、社保医保等基本与个人依附的保障制度，让“90后”通过与全球互动与报效祖国之间实现自身的意愿与才干，积极回应青年群体的全球参与志愿和热情。
正如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都认为，中国正在用新的方式领衔世界。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领衔大航海时代上百年；18世纪，英国、法国领衔早期贸易与工业革命；20世纪，美国、苏联逐渐依次领衔某一个时期或区域的发展。21世纪，中国能为世界做出多大的贡献，取决于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对外互动。
归根结底，国家竞争的本质是人才之争。谁更能发挥年轻一代的人才优势，谁就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关注以“90后”为代表的中国下一代需求，加快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对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意义重大。2021年，“十四五”规划大幕已打开，在这个历史关口，从“90后”的角度分析当下经济政策、对外交流、教育改革等机制变革，将更能增强补课充电的紧迫感，更能让全体国人自觉赶上时代潮流。
（注释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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